知名经济学家：居民不花钱，其实是因为已经进入了极限状态

走进任何一家购物中心的周末，灯火通明的货架前常常是人影稀疏；餐馆的饭点依旧忙碌，但愿意加菜、点酒、再来一份甜品的桌子肉眼可见地减少；朋友圈里晒出国旅行的人换成了晒加班餐和体检单。 这种集体性的捂紧钱包，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情绪波动，更不是什么短期的消费冷却，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疲惫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同时显形。 要读懂这股无处不在的＂省＂，就必须跳出＂该不该发消费券＂这样的技术性讨论，转而去看那根从收入到时间、从住房到养老被反复拉紧的生活之弦，究竟绷到了什么程度。 关于这股普遍的消费冷清，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的相关分析，被不少人概括成一个流传很广的判断。 他的意思并不复杂：老百姓之所以捂住钱包，根子不在没钱，而在于生活压力已经逼近承受边界，再往下压就容易出问题。 这个判断为什么扎心，看看最基础的消费率对比就明白了——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徘徊在38%至39%一线，而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哪怕是经济结构远不如中国完整的阿根廷、泰国、波兰，居民消费率也普遍跨在50%以上。 同样是发展中国家，泰国人出去吃顿饭、买杯咖啡都显得比我们从容得多。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部门占比约为六成稍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约五个百分点，而企业部门占比却整整高出同样的幅度。 换句话说，蛋糕年年在变大，但切到普通人盘子里的那一块，比国际平均水平天然要薄一截。 刘元春将这种分配格局总结为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六个字直接点穿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钱不是没流动，而是更多流进了厂房、设备、新项目的账户，流到居民手里的那部分不仅有限，能真正自由花出去的部分更有限。 消费这驾马车跑不动的第一根缰绳，就系在这里。 第二根缰绳勒在时间上。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些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虽然在反内卷政策推动下首次结束了连续多年的上涨，但依然稳稳停留在48小时上下，距离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4小时上限仍有不小的差距。 再把目光移向邻居，韩国的周平均工时在38小时左右，越南在41小时附近，中国则比它们高出七八个小时。 一周多出来的这几个小时听着不多，可一年下来就是三四百小时，相当于足足两个月的额外劳动。 本该用来陪孩子、看电影、跑两趟超市、来一次短途旅行的时间，就这样被工位悄悄吞掉了。 中国人民大学的曾湘泉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工时作为经济压力的缓冲器已经逼近极限，再往上加不仅加不动，反而会伤到劳动力再生产的根基。 这种判断与刘元春所说的＂极限状态＂几乎踩在同一个节点上——一个从分配格局切入，一个从劳动时间切入，得出的结论却是同一句：这套运转方式已经没有多少承压空间。 最让普通家庭心里发紧的，是兜底这一头。 不少研究显示，欧盟多个成员国通过税收和社保二次分配，可将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 0.44 左右压降到 0.29 附近，调节幅度接近四成；国内同类再分配的调节幅度大致仅在一成出头。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社保和税收这两件本该用来抹平差距、托住风险的工具，在国内发挥的实际作用还不到欧盟的三分之一。 普通家庭不得不自己给自己当＂社保＂——攒钱治病、攒钱养老、攒钱供孩子读书、攒钱应对可能的失业。 钱攥在手里不敢撒开，不是抠门，是不敢赌。 住房又是另一座压在头顶的山。 刘元春在分析里专门点出，居民的住房投资进一步挤占了消费支出空间，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也制约了中低收入群体敢消费、能消费的底气。 房贷掏完、学费扣完、老人医药费预留出来，工资条上还能自由支配的部分已所剩无几。 谈所谓＂消费升级＂，对不少家庭而言近乎奢谈。 分配薄、时间紧、风险全自担，这三条绳索咬合在一起，就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要破这张网，政策工具箱里真正起作用的从来不是一张消费券，而是动结构。 刘元春反复强调的方向非常明确：政府必须从投资型向服务型转，用社保体系的实打实加厚、用保障性住房的实打实扩容，把挤占居民消费的那部分支出重新释放出来；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新一轮投资，形成消费与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 这个思路在近两年的政策面上已经能听到清晰的回声。 北京等地的＂十五五＂时期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已经相继发布，把兜底工程推到了新的高度。 一些头部企业也开始动真格——美团早在前两年就上线了骑手＂防疲劳＂机制，跑单满十二小时即被系统强制下线；美的集团划定了晚间清空工位的硬杠杠，大疆推行晚上九点强制下班。 这些动作当然不足以立竿见影，却至少释放出一个信号：继续靠榨干劳动者的时间来维持增长，连企业自身都快撑不住了。 同在虹桥论坛上发言的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则从消费场景的角度续了一刀。 他的观察更贴近日常：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实在太长，接下来应当借着十五五的窗口期优化假期制度，有些假期可以适度延长，有些休假方式应当更加灵活，加班就必须给足加班费。 这句话点穿了一个格外现实